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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高层)外交决策及外交思想研究
2016-09-05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外交问题在国民政府高层决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参与涉外决策的活动十分频繁,有学者指出,“蒋介石长期领导军政,在动荡的1930年代及1940年代里,却积极而深入主掌外交。”“蒋在抗战时花费在外交上的心思,远远超出一般人所想象。”同时,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外交思想则是外交决策、外交行动的先导,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外交思想、外交主张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重要外交学者主张的影响,对国民政府(高层)的外交决策及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对推动民国外交史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意义来看,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外交问题中最核心的部分,国民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各类外交纠纷与外交突发事件,如何选择外交的主攻方向,其中有何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外交思想中有哪些合理成分,有哪些误区等,都是颇值得研究的问题,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应当也不无助益。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课题是从民国外交史的角度,着重研究国民政府(高层)的外交决策与外交思想,利用过去还无法获得的大量档案史料和高层核心史料,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决策及外交思想的若干重要个案进行研究,特别是着力于高层外交反应和外交决策的经过,高层内部讨论的情况,内部曾经出现的分歧和交锋的情况;王正廷、王宠惠、宋子文等重要人物的外交思想与外交主张,他们的这些主张对于实际外交决策的影响,等等。

本课题于2010年立项,因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完成时间稍有延长,原计划20万字,现在为35万字,超出了差不多一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国民政府高层的外交决策和高层人物外交思想部分,前面一个部分对这时期中日、中美、中苏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深入的探讨,包括战前的中日外交交锋和外交交涉、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处置,战时中苏、中美关系的重要分歧与处置,战后中苏、中蒙关系的冲突与交涉。后面一个部分包括民国时期6位有代表性的外交家的外交思想,前两章为两位在民国外交史上举足轻重、但其外交思想尚无人研究的王正廷、颜惠庆,后四章研究的王宠惠、孙科、宋子文、傅秉常4位均是广东籍,这也是本课题的一个特色,有些人物的外交思想还是第一次受到关注并作系统研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在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外交人物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在历史学的基础上,主要是参阅了政治学和外交学的理论,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这有利于在更为广阔和宏观的视野下来比较和分析,可以得到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使我们对民国外交决策的若干部分有如下的把握和归纳:

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对此,南京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交涉过程中,最初力图“解决一切争端”,也即要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列强不愿强力干涉,中方只得接受了“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翌年上半年,日本又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发起攻击,中方虽一度有局部的抵抗,但最终以妥协退让、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忍让顺从,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2、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苏关系开始逐步冷却下来,苏联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避免日德法西斯的两面夹攻,实施了一系列外交谋略,先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之以《苏日中立条约》,均使国际社会大感意外,尤其是后者的突然推出,严重损害中国权益,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智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从而使中国在盟国内部陷于十分困难的处境。

3、对日处置,是战后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就确立了一个“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基调,成为其后国民政府处理各相关问题的基本方针。处置日本战犯,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此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表现出了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4、1947年6月发生在新疆的北塔山事件,是一起中蒙边界纠纷事件,国民政府在交涉之初却故意夸大事实,把原本不相关的苏联拉扯进来,企图借此攻击苏联和中共,结果导致事件几乎扩大化和复杂化。最后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勘界等行动,并把事件提交联合国,使蒙古的入联申请落空。民国以来,外蒙古在苏联掌控下,逐渐疏远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1945年8月的中苏交涉,以《雅尔塔协定》对外蒙问题的规定为基础,国民政府在美苏两国的双重压力之下,最终接受外蒙以公投形式走向独立,在苏联操纵之下的外蒙公投举行之后,国民政府对外蒙独立予以正式承认。1949年,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为挽救颓势,决定向联合国提交“控苏案”,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联合国宪章,支持中共“叛乱”。“控苏案”在1949年秋季首次提出,至1952年2月第三次提交,获得联合国通过;1953年2月,台湾当局又以“控苏案”为凭借宣告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使我们对民国外交思想有如下的把握和归纳:

1、民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是丰富而多样的,但又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历史担当的,其主体部分,是配合着当时的国家利益需要及民众的愿望与督责的。但由于这个时期国家所面临的矛盾集中而鲜明的外部环境,由于外交所承担的毋庸置疑的时代重任,决定了民国前期的外交思想和主张,主要是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自北伐后期日军出兵济南、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越来越尖锐,整个外交思想的重心,就是围绕如何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如何争取各种可能的国际援助,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约有以下数端:(一)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是要不要诉诸国联,如何争取国联对日本侵华的反对和制裁;另一方面,是要不要对日直接交涉,如何交涉,以及对一些具体交涉的态度与主张。(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如何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和援助,美国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处理对美外交;苏联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处理对苏外交;英国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处理对英外交;德国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处理对德外交;等等。

除此之外,较为重要的内容有,关于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构想和主张;对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处理方面的评价和建议;关于民众及舆论在外交中的作用和影响的主张;关于外交策略和外交技巧,关于外交人员的训练和培养,关于外交使领馆的地位和作用。

2、这些主张和思想的价值,总体上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实际外交战略、外交决策、外交事务指导和咨询的价值,这是众多外交人物、外交研究者最为看重的地方,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就是要为国家的外交事务出谋划策,服务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彻底打破日本法西斯企图吞并中国、灭亡中国的这一核心任务服务,他们的主张有对有错,或者有一个发展提高的过程,但在总体上,经过集合众人的智慧和努力,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其次是对于外交理论的建树,中国的近代外交起步较晚,以近代国家的观念、国与国之间按照国际惯例平等交往、正常往来的理念形成较晚,近代外交理论研究相当落后,外交人员的训练和培养缺乏规范,民国时期一批具有相当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外交人物的出现,他们对于外交相关理论问题和国际关系实际问题的阐述,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宣传和普及的工作,对于推进我国现代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是一份颇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其中有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也还是难能可贵的,具有一定启发和参考的价值。例如有学者对于中外冲突之时民众参与外交的问题就指出,“外交问题关系全国的命运,民众对于外交问题应当采取研究的态度而不宜盲从或武断。外交问题的关系极复杂,民众如若重视外交,就应当下功夫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全凭直觉或感情的冲动而妄作主张。”所言民众的“冲动”而激烈的主张或表现,我们在当代的某些类似情况下,不是也常常可以见到吗?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

本项目的完成(和公开出版),将深化民国外交决策若干问题的研究及填补一些人物外交思想研究的空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做一些前期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梳理和研究框架上的初步建构,有其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本课题的一些前期成果已经在公开刊物发表,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和好评,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2013年1期全文转载,标题上封面,一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8期全文转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等权威学术网站也有转载,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成果目前虽然字数较多,涉及的面较广,但因时间关系,主要还是进行了个案的研究,综合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对整个外交决策和外交思想的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一些重要资料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搜集和利用。

(本文作者:左双文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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