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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学与遗民精神
2016-09-05

  本成果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岭南遗民文学研究”(批准号:09J-05)的最终研究成果。主要内容为岭南遗民文学精神及其主要表现形态、承传变革方式、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思想意义的探究与阐述,与岭南遗民传统、区域意识和乡邦情怀密切相关的地方文献流传、岭南文学家活动交往其相关文学史实的考辨和呈现。希望通过专题论述、文献辨析等方式,从一个重要角度观照和认识岭南文学与文化精神的思想内涵与时代特征。
  本成果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为《遗民意识与文学话语》,下辑《乡邦情怀与岭南文献》,主要观点及学术意图如下。
  上辑《遗民意识与文学话语》,主要探讨岭南遗民精神的发生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形态及其思想内涵、时代意义的变迁,并由此考察和评价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清末民初等历史关键时刻、文化转捩点上岭南遗民精神、思想文化传统的激荡奋发及其对文学家思想观念、创作心态、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岭南文学与文化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力和思想逻辑。
  岭南遗民精神正式发生于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际;而岭南遗民现象和遗民精神的兴起并产生深远影响,则与厓山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岭南遗民精神由宋末元初的岭南人的厓山书写、厓山记忆、厓山象征开始,在明代广东新会思想家、哲学家、诗人陈献章的着意阐发弘扬之下得到广泛认同,这是厓山记忆、厓山象征与岭南遗民精神的第一次充分彰显。厓山书写与岭南遗民精神的再次彰显则发生于明末清初,这既是岭南宋遗民影响之下的结果,又是从宋到元、从明到清这种历史的相似性使岭南士人更直接、更深切地体会到遗民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这是岭南遗民精神最充分彰显,标志着岭南遗民精神的形成。清代前中期厓山和岭南遗民精神尚能传承延续,但只能处于寻求生存之路、谋求生存之计的状态,难以发扬光大,也难以产生深广的历史影响。这种情况至清末民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满清统治者由于内忧外患而造成的自顾不暇,一方面由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观念的日渐影响广泛,从而形成了厓山与岭南遗民精神的又一度兴盛。这也是厓山书写、厓山记忆、厓山象征和岭南遗民精神的最后一次闪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后,虽然厓山书写仍时有出现,与厓山记忆、厓山象征密切相关的岭南遗民精神也偶有表现,但致使传承了数百年、影响极为广泛的厓山与岭南遗民精神迅速终结和消解。这种迅速而彻底的根本性变革,留下的不仅是巨大的时空差异和文化空白;更值得注意的是,也留下了至今仍可深长思之的文化经验与历史教训。无论如何,历代岭南诗人的诗性的厓山书写、留下的厓山记忆和由此形成的厓山象征,还有与厓山精神密切相关、浑为一体、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的岭南遗民精神,不仅是岭南人心灵精神史、思想文化史的一项核心内容,反映了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且应当成为中国人心灵心态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际,描绘沧桑巨变、感慨历史兴亡的厓山书写开始出现,并奠定了其内容与风格的基础。经过明代众多岭南诗人及其他诗人的歌咏,厓山书写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晰遗民文化色彩的厓山记忆,并得到岭南及岭南以外人士的广泛认同,愈来愈充分地显现出严守华夷内外、明辨忠奸善恶、歌咏忠臣义士、提倡气节操守的思想内涵。在明末清初又一次重大世变之际,这种积蓄已久的厓山记忆及其间蕴含的岭南遗民文化色彩得到更加直接、更加充分的展现,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岭南遗民精神的形成。
  屈大均一生表现出浓重的广东情结;随着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这种广东情结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直至成为他文化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屈大均广东情结的内在文化渊源不仅在于对岭南的全面了解和深切体察,而且在于对以中原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一往情深;这种情愫也随着世变之亟而愈加深切,并通过具有思想价值的学术著作充分表现出来。屈大均彰显广东文化、维护汉族正统、传承儒家命脉的精神追求表现了他遗民思想的核心内涵;这种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标志性意义的思想正是他个人乃至整个广东在明清易代之际与广阔的中原地区声息相通、获得精神共鸣的契合点。
  屈大均穷二十年精力于晚年完成的《广东新语》不仅是一部关于广东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而且表现出浓重的诗性精神和岭南情怀;诗性精神使该书获得了鲜明的主观风神和个性色彩,岭南情怀则使该书获得了浓郁的地域特征和时代印记。二者的互补与融通,共同造就了《广东新语》独特的人文意蕴和学术价值,从而使之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地位。
  在历代东莞文献中,明清及近代文献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来看,还是从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来看,都是如此。其中遗民文献反映了东莞文化精神的内在品质,在种类众多的东莞文献中显示出非常独特、特别突出的价值和地位。此外,丰富众多的东莞文献在烈士情怀与英雄精神、学术意识与求真精神、家族文化与教育传统等方面也表现出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值得花大力气、深功夫深入研究。在以厓山书写和厓山记忆为主要标志的岭南遗民精神的生成演变过程中,东莞文献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坚毅的东莞遗民精神不仅是岭南遗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一个具有原初意义、核心价值的部分。因此,在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建构的意义看,东莞遗民文献与遗民文化精神值得深入研究,深切体认。
  丘逢甲从小就萌发的台湾本土记忆,随着近代社会文化的变迁而逐渐发展成熟;这种本土记忆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迅速转变成为一种深挚的台湾情结,其内涵随着离台内渡而益发丰富成熟,成为丘逢甲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丘逢甲的思想意识中还产生了明晰的广东认同,这种文化认同随着居粤时间的延续和国家局势的变化而渐趋深挚。丘逢甲的台湾情结和广东认同相互依托、相互发明、相生相成,共同成为丘逢甲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基础,是丘逢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坚持不断前进、坚持探寻真理的精神动力。
  陈融的论诗巨著《读岭南人诗绝句》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系统清理和记载岭南诗人诗事及有关史事,表现出明确系统的载记乡邦文献、传承地方文化意识;对某些珍稀文献和重要史实进行准确记录和中肯评述,留下重要的文献线索,澄清重要的历史事实,丰富了以往载记之不足。《读岭南人诗绝句》还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批评观念:以爱古人而不薄近人的评判态度,力图全面详尽地展现岭南人的诗歌创作风貌;以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诗学评骘尺度,表现出对岭南诗人诗作某些核心价值的深度认可或期待;以通达的眼光和明确的诗史意识,对各派诗人与各种人物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以存人事与史事之真实;注意记载和考辨与岭南诗坛相关的非岭南人物或事件,表现出明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整体意识。《读岭南人诗绝句》是中国历代论诗绝句的一个精采总结,不仅在岭南文学批评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堪称中国历代论诗绝句的集大成之作。
  陈寅恪先生以他的诗和学问诠释了一位传统士大夫的傲岸风骨和入世情怀。今天的我们应当怀有深切的了解之同情来回顾陈寅恪和他的先辈们所昭示的傲岸风骨和表现出来的入世情怀;陈寅恪对于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持与向往,却遇上了一个对于“独立自由精神”来说非常困难的时期,所以他的精神中永远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痛苦;陈寅恪的诗所蕴涵的诗性、史实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留下了具有长久精神价值的一笔艺术的、思想的遗产;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杰出诗人,陈寅恪用诗心、学问诠释着他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也留下了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
  陈寅恪一生所作的生日诗,特别是晚年所作的几首生日诗,与其他诗作一道,共同反映了他晚年诗文中无处不在的凄凉悲愤与孤寂无望情绪。陈寅恪所思所怀所感的一切,已远远超越了对一朝一世、某党某派而发的层面,乃是以熟稔中外古今历史文化、洞察人情世态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对于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忧患和痛苦思索。从今日的角度来看,陈寅恪这几首生日诗太过悲凉、太过消沉,但是对家国故园、对中华文化的依恋关切历历可见。因此说包括这些生日诗在内的陈寅恪的诗歌一代诗史与心史,并非夸大之辞,其人其诗均足以当之。
  著名学者、诗人、词学家、书法家詹安泰在诗学理论观念上重视音律节奏、诗歌体式之辨,主张继承屈原、陶渊明、杜甫、梅尧臣等历代大家及近代岭南诗人黄节、梁鼎芬、曾习经等并力图有所创新,表现出自然中和、倾向宋调的美学特点。詹安泰的诗歌创作总体上具有婉曲内敛、筋节骨力、冷峻沉雄、理性哲思的艺术趣味,也具有岭南诗风传统中的雄直特色,表现出才华与学问并重的艺术追求。詹安泰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及其词作与词学、学术研究之间构成了彼此支撑、互相激发的一体关系,是对于清末民初时期岭南乃至中国诗歌理论观念、诗歌创作的重要贡献。这种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同生共进、完整统一的知识体验和文化方式,留下了值得认真反思记取的文学史和学术史经验。
  杰出诗人、学者、商人黄咏雩一生创作了许多以朝代更替、政治兴亡、个人处境、政治选择等为中心内容的诗篇,表现出对于古今沧桑、忠奸善恶、时代忧患、历史事件的深刻思考,表现出独特的认识角度和思想深度。黄咏雩兴亡感慨与家国情怀的主要表现方式有三:以湖湘地区为中心,表达对屈原、宋玉、贾谊遭遇的感慨和对其人格的崇敬;以岭南地区为中心,表达对宋元之际动荡历史的追怀和对宋朝忠臣烈士的崇敬;以北京等地区为中心,通过对明清以降的历史遗迹和政治人物的歌咏追忆,表达对于历史兴亡与个人命运的长远思考,寄托浓重的历史沧桑之感和忧生念乱情怀。通过这些诗篇,黄咏雩诗人兼学人、性情才华与学问根柢并重的致思方向和创作观念,格调高古、刚健猷上、厚重深沉的创作风格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表现兴亡感慨与家国情怀的诗作是黄咏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兼具时代诗史和诗人心史的双重价值。
  下辑《乡邦情怀与岭南文献》,主要根据所见稿本、抄本、批校本、签赠本、自印本、香港印本、台湾印本等稀见文献,结合有关木刻本、铅印本、影印本、报刊文献等,发掘披露岭南近代文学家集外作品若干,考证辨析有关岭南近代文学家生平事迹、友朋交往、创作情况、著作版本等问题,呈现新的文献与文学史实,并在此基础上体味这些文献和史实中寄托的乡邦情怀和文化意识。
  曾经以《黄梅花屋诗稿》、《颙园诗话》和《读岭南人诗绝句》闻名一时的陈融,如今知晓其名者已经无多,研究者益发寥寥。陈融编选的《越秀集》,以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政权鼎革,岭南地区战火连绵、生灵涂炭的总体状况为背景,选取明清之际岭南地区具有反清意识、民族精神、文人风骨的僧人与文士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并简要介绍诗人的生平籍里、主要事迹及相关情况,征引有关诗人及其诗作的评论资料,从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度深刻反映了明清之际岭南士风与文风、政治与思想、文献与学术的存续与变化,展现了岭南文学精神和文化精神中所具有的雄放劲直、悲歌慷慨、富有骨气、坚守节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概,传达出具有长久思想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气韵。鉴于此,笔者对《越秀集》及其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了讨论分析,希图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一向少受关注、其名不彰的屈大均后人屈向邦创作的《粤东诗话》首次对广东诗人诗作进行了如此细致充分的品评,尤其细致充分地评论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及其前后的多位诗人及其诗作,开创了广东诗话专论的先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批评史意义。在《粤东诗话》基础上丰富扩充而成的《广东诗话》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屈向邦的诗歌理论观念、对广东诗人诗作的评价和对乡邦人物、文献的热爱之情,值得予以更多关注和深入研究。《荫堂诗集》作为屈向邦诗歌的唯一一次结集,反映了诗人的创作特点和水平,留下了诗人所处动荡时代、重要时事和个人交往、生平经历、心境情感的资料,自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也是深化拓展岭南诗歌研究的重要文献。《粤东诗话》原为诵清芬室自印本,印数无多;后有香港龙门书店翻印本并出版《广东诗话》,流传较多,然由于社会动荡、时代变迁,至今具已为难得文献。《荫堂诗集》中屈向邦诗歌作品之唯一一次汇集刊行,且系自印本,流传无多,其价值之珍贵、意义之特别显而易见。因此无论是从岭南近代诗歌与文学文献研究角度来看,还是从岭南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屈向邦及其诗歌创作、诗话著作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文学史、学术史价值,均值得充分关注。
  罗香林的学术成就向被公认,特别是他对兴宁学术、文学、地方文献乃至客家文化、岭南文化研究做出的多项奠基性贡献,更是为人所称道,尽管多年来相关研究并不很充分。罗香林等编选印行的《兴宁先贤丛书》是兴宁学术、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出版时间较早,且仅在香港及境外其他地区发行,内地较少见到,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应有重视。罗香林编选的《兴宁二十五家诗选》是另一部反映兴宁历代诗歌创作面貌、展现兴宁文学发展历程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集。同样由于各种学术条件、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未能引起内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笔者对这两种地方文献著作进行了初步考察,主要探讨其编选意图、选辑标准、文献价值、学术影响及其对目前的兴宁文化、客家文化和岭南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近代以来,岭南文学总集及其他文学选本颇为兴盛,反映了岭南历代文献、文学与学术兴盛发展的基本历程,形成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文化现象。近年来研究者对此虽已有所关注并进行过若干研究,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与这些文学作品总集所可能具有的学术价值相比,还远远不够,仍有深化研究和持续发展的必要与可能。鉴于多年来对余祖明编选的《广东历代诗钞》和《近代粤词蒐逸》关注无多、缺少研究,笔者对其独特的编选角度、文献价值、学术意义等进行了讨论分析,特别强调指出这两种诗词选集所反映出来的编选眼光、文献意识、辑佚价值及其对当下的岭南文献、岭南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以期引起关注,推动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前后,一批人士出于各种原因、为了不同目的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番禺、顺德等地及广东的其他地区迁居香港、澳门,并在其后的数十年中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及其他文化活动,成为当时当地的文学、学术、教育和各种文化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形成了一种颇为重要且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原籍广东顺德的陈荆鸿就是众多迁居港澳人士中的一位代表。他在香港印行的《蕴庐诗草》的两种版本,反映了其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水平,使之成为当时香港的著名诗人之一。陈荆鸿怀有深挚的桑梓之情和文化传承意识、表现执著的学术追求和深远的文化关怀,历数十年完成的《独漉诗笺》,不仅对其同乡同族杰出诗人、明末反清志士陈恭尹诗歌进行了详尽的笺释,使之得到广为人知、流传久远的可能,而且寄托了浓重的留恋乡邦、发扬文化的精神理想。《独漉诗笺》的三种版本中,前两种均是在香港印行的,虽颇有文献价值和纪念意义,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而流传不广,在内地的影响非常有限。直至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第三种版本面世,才明显改变了这种情况,可以使陈恭尹其人其诗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陈荆鸿的学术著作和学术精神,也由此得到了更好地继承发扬的机会。
  多年来,台湾的客家文化研究颇为兴盛,客家文献的发掘整理、出版流传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大概既与台湾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之一、客家文化传统颇受重视有关,也与台湾的学术风气、文献意识和文化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孙金声所著《孙波庵先生诗文集》的整理出版,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更值得指出的是,《孙波庵先生诗文集》的资料提供者,正是孙金声四公子、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孙雄曾。因此笔者对研究者无多、甚至并不知晓的孙金声及其诗文进行介绍评价,就不仅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方面的考虑,也有着教育传承、学术因缘方面的原因,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士注意这些文献并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曲折的个人经历、多变的家族处境和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陈寅恪对其学术著作多有修改,表明其学术观点和文化立场发生的重大变化。除精妙深邃的学术研究外,陈寅恪还擅于诗作。但因其诗名为学名所遮蔽,多年来未能引起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实际上,陈寅恪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后阶段的一位代表性诗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学术著作进行经常性修改一样,陈寅恪对所作诗歌也进行过经常性的斟酌修改,其诗作的不同版本之间文字也颇有异同。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和史实,对陈寅恪与冼玉清的一首唱和诗的文字差异、修改情况进行了考辨,并对冼玉清的和诗、陈寅恪夫人唐筼的和诗及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由此可以考察陈寅恪晚年生活状况、诗歌创作、学术交往的一个有意义的侧面。
  侯过、吴剑青、孙越曾三人的诗歌合集《嘤鸣集》有两种版本,但由于二者均为自印本,而非正式出版物,印数较少,而且初版本印行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增订本印行于香港,均未能产生显著的文学影响和学术影响,甚至三位诗人的名字如今已不为人们所注意了。笔者由于求学和工作机缘得以了解相关情况,并对这两种版本的基本情况、主要异同及三位作者的生平事迹、创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分析,希望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并进行深入研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嘤鸣集》的作者之一吴剑青曾任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笔者尝有幸聆听业师讲起过这位学术前辈为人与为学的往事,这对于笔者来说,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经过詹伯慧教授等的多方筹措、积极努力和有关专家、出版单位的共同努力,六卷本的《詹安泰全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这是詹安泰全部主要著作的首次结集,有的内容属首次发表,诗词集等是首次点校整理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完备详实的文献资料。但詹安泰的文学创作、学术著作、书信、日记及其他文字仍有继续发掘整理的必要与可能。笔者在搜集詹安泰先生著作、进行相关研究过程中,得以见到詹安泰签名赠送著名昆虫学家尤其伟的一册《无庵词》,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从这一独特角度揭示了以往未为人知的事实,可以丰富对詹安泰友朋交往情况的考察,亦可稍补有关年谱著作之所阙。
  岭南近代传奇杂剧创作并不很兴盛,尤其是与同一时期空前繁荣的诗词、文章相比就更显得如此。这一方面说明岭南近代戏剧并不以传统的传奇杂剧见长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说明研究者的文献发掘和史实清理还做得很不够。从目前笔者所见知的情况来看,可能说岭南近代的传奇杂剧也并非乏善可陈,而是产生了数量较多、质量亦属上乘的传奇杂剧作品。其中林栋的《龙虎缘传奇》、蔡瀛壶的《草堂梦传奇》、程曦的《灵潮轩杂剧三种》(即《望夫山》、《燕园梦》、《妬妇津》)等即是值得关注但以往研究者所知无多的作品。笔者根据所知戏曲文献并参之以其他材料,对这些戏剧家的生平事迹、戏剧创作、版本流传、体制特点、思想艺术价值等进行了考证论析,呈现了以往完全不知或语焉不详的戏剧创作情况,提供了新的文献线索与文学史实。
  由于社会动荡、学术观念、思想变迁及文献散佚等多种原因,许之衡在诗词、戏曲创作、戏曲研究及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已鲜为人知,其戏曲研究与词曲教学方面的多种著述多未刊行,流传甚鲜;其数种戏曲作品或未刊行,或恐已散佚,今见其唯一刊行的戏曲作品《霓裳艳传奇》也较少受到研究者关注。从岭南戏曲与文学、近代戏曲与文学研究深化拓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许之衡的戏曲与诗词创作、戏曲研究及戏曲教育等方面的建树和成就值得予以充分关注并深入研究,以准确认识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应有地位;他所创作的《霓裳艳传奇》作为目前所见唯一传世的戏曲作品,反映了民国间的社会风气与官场状况及戏曲演员的命运,寄托了讽刺世风的创作用意和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感慨,也是传奇杂剧发展最后阶段出现的一部本色当行的重要作品。与此同时,此剧也具有独特的戏曲史料价值和社会文化史价值,值得充分研究。

  (本文作者: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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