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媒体关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屡有报道，2006年8月22日《南方日报》报道的《科学界“包工头”亵渎科学》，今年2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的《切实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等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国家、职能部门、科研工作者，如何将有限的科研经费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特别是能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方法，注重管理绩效，应是以后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为此，本刊特编发以下报道，以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探讨，也衷心希望读者能就此问题给我们赐稿，共同探索和研究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对策措施。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这样做的后果呢？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著名学者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就只能给这些人士“打工”。

　　“包工头”，原本为建筑领域的一个“专有”词汇，是包工一方的负责人，词义本身无所谓褒贬。但是因为不少“包工头”的所作所为实在伤天害理，目前基本上已沦为贬义，至少不那么好听吧。“包工头”跻身科学界，应当是科学界的一种耻辱，它亵渎了科学。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词汇运用于此之形象贴切，不仅称谓本身，而且在于这两个领域的“包工头”，本质上确有共通之处：利用自己业已取得的地位也好，利用自己百计千方哪怕不择手段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好，总之他们的本领就是能够揽来项目，甚至很容易就能拿到重要的项目，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大把的银子落袋。刘华杰副教授所说的科学界贫富差距很大，源头就在这里。

　　其实，倘若科学界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是因为“包工头”从中作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因为“包工头”的介入，性质就变了。并且，其恶果远远不止于此。如同刘华杰副教授说的，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参与项目的）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建筑领域的层层发包。如今，但凡出了恶性建筑质量事故，一查原因，往往都少不了层层转包。每一层都把项目当成唐僧肉，都要从中赚钱，就少不了在施工材料上做些手脚，钢筋缩小直径，水泥降低标号，诸如此类，导致贻害他人、贻害社会。以此推论，科学界的层层转包，完全可以预计其结果毫不例外地同样是害人，只是没有直接出人命，没有感官上的触目惊心罢了！不是人人皆知科学界如今学术垃圾遍地吗？

　　刘华杰副教授并不是那个戳破了皇帝新衣的小男孩，此前已有数不清的人们诟病了科研经费使用的种种弊端。但是，有关方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一切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让人不爽，甚至让人气愤。他们即便可以对贫富差距不屑一顾，难道也不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一下吗？

　　——摘自《南方日报》2006年8月22日